倘若依于孟子自己的见解，其正是要正人心，息邪说，而依于牟先生，孟子的论述亦有误，这大概是孟子本人不愿意承认的事。
全体就是全幅体现，是一实践的概念。朱子注： 此言圣人全动静之德，而常本之于静也。
与前面第二段不同，这里对太极的定义不是从动静的枢纽来认识太极，而是从阴阳的所以然根据来认识太极。然太极无象，而阴阳有气，则亦安得而无上下之殊哉!此其所以为道器之别也。从著的角度看，动静阴阳运行变化不同，是表现着的用。分而言之，一物各具一太极也。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，分阴分阳，两仪立焉，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。
盖五行之变，至于不可穷，然无适而非阴阳之道。(同上，第3-4页) 朱子《太极解义》的主导思想体现在这一段的解释。说到王阳明的再传弟子，章太炎认为他们大多无事功可见，其中原因主要是好讲求明心见性之学，以致不能在政事上实现修己治人。
……明代儒者，崇礼不如宋人，白沙则有名节为藩篱之说。虽然如此，章太炎对于阳明学的相关评判与辨析，也正因其时代背景与自身立场而有其独特认识，故而也极为难得、极有价值，对于后人重新认识阳明学以及宋明理学史、中国儒学史也多有启益。你要知此苦，还须你自吃。事实上，在章太炎的学术体系里，宋明理学原是以佛禅之学为根本的，程朱陆王，固以禅宗为其根本[17]441。
……以《功过格》调中土狂慧之民，是犹以一蒉障江河也。论及程朱陆王之辩，则有两个学术史公案不得不提及，章太炎也一样。
也就是说，他也认为阳明后学过于沉溺明心见性之学，以及有着不重礼教之弊病。章太炎的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然而就大礼议事件而推论王学不重礼教，则还是有点片面了。虽然章太炎也同样认为王阳明的考证有误，但还是同情王阳明编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的不得已，并站在王阳明的一边批评朱子的多读书、好雄辩。然而，章太炎因为对程朱理学较为反感，故而并不像清初学者那样，认为程朱理学可以救治阳明心学之流弊，或说讲王学有逾越礼教，故回归程朱理学便能遵循礼教。
可以作为章太炎对于阳明学认识的晚年定论的代表性文献，则当为作于民国十三年孟秋，也即1924年的《王文成公全书》之《题辞》与《后序》，以及当时国学讲习会的记录稿如《菿汉昌言》与《诸子略说》等，这些文献围绕的核心问题则为宋明理学所关注的程朱陆王之辩，以及章太炎晚年常讲的儒学史上的修己治人与明心见性之辩，探析这两个问题对于正确理解章太炎晚年的儒学观很有必要②。第一个公案便是朱陆早期和晚期的异同，也就是如何评价王阳明所编的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的问题。再到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三阶段，以革命家现身[4]67的章太炎，成了退居于宁静的学者，于是对阳明学的评判渐趋客观而全面。更严重则是明世宗时期发生的大礼议，支持世宗的大臣多有阳明学者，用其学术资助了佞臣。
章太炎不赞同阳明后学讲明心见性之学，然而对其中的学佛者，以及与佛学相关的论断却多有肯定。此三者足以敦薄俗，立懦夫，于今救世之急，未有过于是者也。
一切事物之理，原非一人之知所能尽，即格竹不病，亦与诚意何关?以此知阳明之斥朱子为不误。塘南以为一念不动，而念念相续，此即生生之机不可断之意。
阳明后学不重礼教的深层原因，在于王阳明立说专指高明一路，未曾考虑礼教因素。还要加入礼义的内容：良知之说所以有效者，由其服习礼义已成乎心也，若施于婆罗洲杀人之域，其效少矣。格物致知，原系空文，不必强为穿凿。章太炎认为汉代以后的儒家可以分为修己治人与明心见性两派，并将王阳明归入修己治人一派，借此强调阳明学对于人格培植的意义，这些评判也是与众不同的，值得特别关注。当然其中也有他自己的考辨，如格物，王阳明训格为正，则格物致知也即致良知，那么格物与致知先后颠倒了，所以他认为还是王门后学王艮的说法更好，格物致知即物有本末与知所先后，要训格为絜度，则絜度于本末之间，方才是修己治人。修己治人之儒，不求超出人格。
[7]990～991 章太炎认为诠释《大学》格物致知，最优者为王艮(心斋)，因为读书不多，以经解经则反能直截了当，接近真理。章太炎对王艮的淮南格物论，另外还说： 格物之说，有七十二家之歧异，实则无一得当。
宋以降，儒者或不屑是，道学虽修，降臣贱士亦相属，此与为盗者奚若?不有文成起而振之，儒者之不与倡优为伍亦幸矣。[7]986 这么看来，其中并未包括二程、朱熹，而在明儒之中，章太炎真正推崇的其实就是吴与弼(康斋)，其次则是受到吴与弼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明代心学学者陈献章(白沙)与王阳明： 吴康斋与薛敬轩(瑄)同时，敬轩达官，言语谨守矩镬，然犹不足谓为修己治人一流。
[7]988 陆九渊为学主张先立其大，也即发明本心，故而不以解经为重，甚至持有六经注我的观点。也就是说他们背离了礼教，同时也背离了师说，方才导致了自取戮辱之祸，以及连累了整个王学。
至于阳明后学之中也有如袁黄，所作《功过格》类似礼教戒律，但还是不能拘束王学中的狂者、狂慧之民，故而王学自身已经难以回归礼教的路途了。苟致良知矣，于诸利欲自可脱然。塘南初曾学佛，亦事晏坐，然所见皆高于阳明。关 键 词：章太炎 阳明学 《朱子晚年定论》 古本《大学》 修己治人 近现代的学者重新审视中国的儒学史，或出于内在的对清代考据学的反动，或出于外在的对日本阳明学的回应，纷纷开始重新评判阳明心学的学术价值。
不知《汤盘》之新，乃洁清身体发肤之谓。他批评阳明后学背离礼教，并认为问题根源在于阳明本人，但对儒佛会通的阳明后学却多有肯定。
其实就修己治人之学的角度，章太炎不只是将王阳明纳入吴与弼的学脉，而且对阳明心学本身给予了相当的重视，并且将之与修己治人之儒者的传统结合起来加以诠释： 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，可谓弟子矣。象山主先立乎其大者，不以解经为重，谓六经注我，我不注六经。
这么看来章太炎评价阳明学儒、佛会通，是将其与明心见性区别开来的，这是讨论章太炎的阳明学观的时候，特别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。这么看来对于王阳明的古本《大学》之说，章太炎认同其复古本，但对其关于格物的诠释持保留意见。
此阶段另有后收入《说林》的短文《谴王学》，其中对他为何否定王阳明的事功，作了补充： 守仁之学至浅薄，故得分志于戎事，无足羡者。所谓儒者，亦即人格完善之谓也。与此相似，他对邹守益之孙邹德涵(汝海)也赞许极高： 王门数传至邹汝海，其所自悟，过于白沙、阳明……自周、程以来，唯汝海知有所知障，知有法空观，不知其行能弇言否耳。……夫社会之变迁以渐，新学小生，不知斯义，舍其旧而新是谋，以为废旧从新，便合作新民之旨，不知其非《大学》之意也。
文成诸弟子，以江西为得其宗，泰州末流亦极昌狂，以犯有司之禁令耳。朱子改窜《大学》，阳明以为应从古本。
定宇曰：毕竟天地也多动了一下，此是不向如来行处行手段。孔、老、庄生，应世之言颇多，然平淡者难以激发，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，恐今时未足应机。
章太炎指出，这是因为他们从事明心见性之学，明哲保身，故而不能专心政事。再追究，则阳明后学不守礼教的根源在王阳明那里： 阳明论学，亦有所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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